慈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2006年中国商业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如火如荼，明星、高官、企业家是少不了的主角；各种论坛如果不跟慈善、社会责任扯上干系，就显得不那么主流；而不同机构发布的所谓中国慈善榜，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制造富豪榜和慈善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提供的一组数据似乎是慈善流行的乐观佐证：2006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3年到2005年累计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从2003年至今，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真的到了大规模慈善来临的临界点了吗？中国企业家们真的开始普遍直面社会责任了吗？纷纷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目前在中国做慈善风头最健、知名度最高的三个人是：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他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冠军；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先后捐款5.8亿元；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总捐款接近3亿。

    通过和他们面对面地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慈善业一个真实的侧面：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黄如论的观点则代表着大多数商人慈善者最朴素的动机：出于对穷苦者内心的恻隐与怜悯而一次次捐献自己的钱财；而翟美卿所运作的慈善基金会，现在则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她说她打算在10年后全心来运做基金会，“基金会规模最终将达到10亿元”。

    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另一些数据更直指中国慈善现状的惨淡：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

    真相一：自发的“零售”慈善

    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很苦。我们从低层走到高层，就知道低层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简单。”捐赠了近6亿元的黄如论这样表达自己的慈善动因。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黄如论的很多捐赠行为是因为从报纸、电视或者政府官员口中得知一些信息，触发了自己的恻隐之心而做出的。媒体所报道的东南亚海啸惨状令网易丁磊深受震动、心下恻然，随即决定个人捐出一千万元现金。而翟美卿在一次做美容过程中碰见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就决定帮助她。这种随机性捐赠的例子在其他富人身上也多次发生，这和西方企业家有目标、系统性的捐赠有很大不同。

    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
 
    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

    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

    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是2004年由100位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年，发起者中已经有19人退出。“这很正常，”秘书长杨平说，国际NGO(非政府组织)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第一阶段叫热情高涨的参与期，热情过去之后，就是第二阶段的风暴期，分歧开始产生，对组织战略目标意见不一，如果协调不好组织就崩溃了。

    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